这种聚徒授业的教学活动，实开辟了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。
于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赋之理，以为健顺五常之德，所谓性也。从蜀学大家苏轼，到历史学家司马光。
所以，许多研究者在讨论宋儒的哲学形态及其体系特征时，也总是把理气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与主体，以理本论、气本论、心本论来划分理学学派的哲学宗旨与学派的根本的标准。宋儒性理学说的真正成型，是由理学奠基者张载、二程完成的。[[26]] 父子君臣，天下之定理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[[29]] 《遗书》卷一，《二程集》，第4页。这一点，我们从《朱子语类》的理学结构中可以看出来。
明永乐年间朝廷为了强化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编有《五经大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、《性理大全》的标准本教科书，其《性理大全》就是参考了熊节的《性理群书句解》，正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所说：明永乐中，诏修《性理大全》，其录诸儒之语皆因《近思录》而广之，其录诸儒之文，则本此书而广之，并其‘性理之名，似亦因此书之旧。为君子者，修身治人而已，性之善恶不必究也。孟子不止从四德上讲，还从四端之心即四情上讲。
[2]陈来，2010年：《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》(增订本)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。以此观之，朱熹这里从无形之性讲到有形之理，虽然实质相通，但其实呈现出一种由无到有的逻辑延展。[9]许家星，2021年：《经学与实理：朱子四书学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2014年：《仁学本体论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。
朱熹认为人之心同构于天之心，人心之德同构于天心之德。在他看来，以往学者多关注于四德之间的差异，他认为还应在此基础上把握贯通于四者之中者。
而理与气又是构成整体性的仁道的因素。他认为应当将仁义礼智四德在同一个德性结构中来审视其同异关系。已发之仁，真诚恻怛，这一诚心与真情是恭敬、羞恶与是非之情的基础。这也主要是从心上说仁。
当然他已经将道德价值包括而为存有论的内核了。朱熹认为这也正是孟子的作为仁心显现的恻隐之心等四端说的来由。历史地看，朱熹仁论呈现为一个逐步展开的逻辑进程，他早期较为注重从天地流行的内在机理来解释仁，将理学从天理释仁与宇宙存有、运化的深层机制关联起来。《朱子语类》载： 爱之理，便是心之德。
(二)爱之理与心之德的内在关联 朱熹将天地自然生成长养万物的本性视为仁，人是天地万物之一种，是天地自然本性的体现者，或者说人能够体现作为天地自然本性的仁的自然和必然。在他看来，就像节气的春夏秋冬，需要认识到四季之中气机流行的差异，同时也要把握到春季因其包含生生之元气，所以说包括得住夏秋冬三季。
可见，朱熹早期与李侗论理的一致处在于都将理与仁关联起来诠释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，李侗将理主要理解为一种法则性、规律性，而朱熹则比较注重从存在论上来阐释理的功能，即仁，亦即生。……是以孟子析而为四，以示学者，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，则性之善可知矣。
(《朱子全书》第23册，第2778页) 朱熹认为宇宙世界是具有道德性的，他以理与气将世界的价值性与存有性关联为一体。义，义也，而智则义之藏。在其实质上，天地之心就是天理的实际体现者。其次是阴阳二气交合感应化生出万物时，他认为这是人、物之喜怒哀乐已发处，于此可见人、物继承天地之心的心，要而言之是仁。朱熹主张义为仁之用，仁为义之体，仁义含括一切人道。相对于性，理更多地指向人的认知形式及其内容。
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，苟但曰浑然全体，则恐其如无星之秤，无寸之尺，终不足以晓天下。(《朱子全书》第22册，第1829页)天人无间断，亦即体用无间断。
仁智交际之间 ，乃万化之机轴，此理循环不穷，吻合无间。由此他说‘仁者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，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，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，稍似精密。
李侗是以理来解仁，当理是从正面看，无私心是从反面说。性之德是从性理本体论上讲，然后能至的正是从仁者境界论上说。
这意味着朱熹以仁重构了儒学自然观与道德论相贯通的世界形态。他认为孟子思想与之前理论的不同，从人性论观之，在于人性本善的道理是否明白流行于世间。朱熹将这种气化生生不穷的过程称为仁。朱熹在此潜在地植入了所当然与所以然、理与气、形上与形下、未发与已发、本体与功夫等概念的二分而相即的思想架构。
(《朱子全书》第23册，第3279-3280页) 大意为，天地以万物生生不息为其本性，包含人在内的万事万物禀赋自天地的精神本性，生生不息。(同上，第335页) 意思是天地生养万物的源头是一样的，换言之，人与万物的存在都禀赋了同一个天理。
质言之，人的生生之仁德的开展，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自然历史过程，而是一个道德实践历程，故朱熹讲：仁者，性之德也，然必忠信笃敬，克己复礼，然后能至。(一)朱熹《仁说》释义 从结构看，朱熹《仁说》大致可分为仁之总论、阐释仁说的分论以及对于其他仁论的批驳三部分。
他以理气禀受有偏正之不齐进一步阐释道，人禀赋了天地清而正的气，相比较之下，万物禀赋的是浊与偏的气。(《朱子全书》第22册，第1755页)他说天地之心具元亨利贞四德，综合地说，元德指的是生生不息的仁理，从逻辑上看，仁理贯通亨利贞三德。
犹元气虽四德之长，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。相比较之下，朱熹主张仁是人心中应有的道理本体，这一本体具有生发运用的功能。要而言之，与前辈主要在道德的境界形而上学上论仁不同，青年朱熹绾合汉唐以来的元气理论与理学家的伦理价值思想，将理学的价值理论融汇到生机论和存在论之中。另外，朱熹《克斋记》与《仁说》动笔都较早，写作都经历了一个不断与友人商讨研求的修订过程，《克斋记》定稿略早于《仁说》，但由于文章功能有别(许家星，第185页)，相对于《克斋记》更多强调为仁工夫，《仁说》较多注意以仁为中心的名义分析。
接着他参照四季分阴阳，认为人道之仁义与天道之阴阳、地道之柔刚一样，具有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。若合而言之，人与仁之名亡，则浑是道理也。
(《朱子全书》第15册，第1756页)可见他是出于表述的需要才讲天地以生物为心的。在中国传统经典中，无论在自然意义上还是在道德意义上，性都主要被认为是生而具有的。
元即元气，元气具有运化、生养万物的本性，所以元亨利贞作为天地自然之德的本体，在运行中展现为春夏秋冬固有的节律次第，其中盎然生发的春生元气贯通于夏秋冬之中。实际上朱熹仁学思想真正要挺立的价值，就是人的这种撑拄天地的道义担当精神，所以说人有义务通过行动与实践来展现这种精神，他将人成己成物的道德伦理赋予了形而上的价值，论证自然的秩序性以及安立于其上的世道伦常的秩序性。